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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拥抱到决裂——与张国焘(之五)

时间:2020-05-20 02:02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张国焘预言:红一、红三军团单独北上,将成无止境的逃跑,不拖死也会饿死。 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傅钟为两军合而后分感到担忧,私下问陈昌浩:究竟出了什么事,为什么到了这种

  张国焘预言:红一、红三军团单独北上,“将成无止境的逃跑”,“不拖死也会饿死”。

  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傅钟为两军合而后分感到担忧,私下问陈昌浩:“究竟出了什么事,为什么到了这种地步?”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虽然对张国焘另立中央非常不满,但对于南下作战的前景感到乐观。这种乐观来自对川军屡战屡胜的胜绩上。

  川军是支善于“变脸”的军队。他们愚昧,有时又表现出惊人的智慧;他们怯弱,有时又充满血性;他们意志薄弱,有时又具有山藤般的坚韧;他们松散,有时又能团结得如同磐石。一切都依时间、地点、对象的不同而改变。决定川军怯弱或凶悍的,是对手对川地的态度。

  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以后,战略上取北上态势,四川军阀采取尾随战术。他们保持与红军一天行军距离,旨在把红军和尾随红军的蒋军送出川境,现在红四方面军去而复返,张国焘还提出“赤化全川”的政治口号,这样就逼出了川军凶残血性的一面。

  10月20日,张国焘下达《天芦名雅邛大战役计划》,提出彻底消灭遭受重创的杨森、刘文辉两部川军,进而迎击最强大的川敌刘湘。

  天芦名雅战役出奇顺利,助长了红四方面军对川军的蔑视心理。陈昌浩撰写《天芦名雅战役之胜利与我们当前紧急任务》,总结了川敌八个缺点,结论是:“红军具有足以夸耀人类而震骇敌人的强大的战力”,“苏维埃的四川,苏维埃的中国为期不远,只在我们决死去争取”!

  这时,徐、陈手中所能集中的兵力不到20个团,处于以一敌三的劣势。他们不太清楚,如今的川军已非昔日的“双枪将”(鸦片枪和钢枪),四川军情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其一,蒋介石采取“一箭两雕”的战术,尾追红军进入四川,一方面逼迫川军与红军作战,一方面乘机削弱和收服地方军阀势力。四川已经成为蒋介石的“一统天下”,政令一致,军法森严,不再有错综复杂的军阀矛盾可供利用。蒋介石还发布训令,将重庆行营前方指挥权、全川军事处置权包括入川中央军的指挥权全部交给刘湘,旨在将前方与后方、中央军与川军无缝对接,全力对付南下红军。

  其二,川军按照统一军制进行整编。整编后的川军,总计为80个团,虽然在名额上缩减三分之一,但充实建制、补充武器,精神面貌和战斗力焕然一新。

  其三,川军背水一战。刘湘发表谈话称:“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入川。要晓得,我们不是打仗,而是保家卫国。”从11月2日起,他亲临设在邛崃的总司令部坐镇,发布手令:“有临阵退缩,畏缩不前,或慌报军情,作战不力者,一律军前正法,其各官兵,倘有违令者,排长以下得有连长枪决,连长以下得由营长枪决,营长以下得由团长枪决,团长以下得由旅长枪决,旅长以下得由师长枪决,师长得由总指挥枪决,总指挥……由总司令部查明依法严惩。”

  其四,经过整编后的川军战役战术水平有显著提高。现代战争讲究空地配合,刘湘进口德国先进战机,聘请德国教官训练飞行员,使其飞行技术和作战能力发生质变,成为川军对付红军的杀手锏之一。

  在川军整体实力全面提升的同时,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火速向川西前线日,薛岳亲率其第一纵队吴奇伟部由南充出发,第二纵队周浑元部自甘南出发,加上原先就在泸定一带的第五纵队的李韫珩(李抱冰)部,中央军总兵力达到6个师。蒋介石将这6个师作为预备队摆在二线,目的有二,一是逼迫川军向前,二是随时顶上去与兵锋渐钝的红军进行二次决战。

  这样,南下的红四方面军以不到20个团的兵力,要与80个团的川军血拼;即或取胜,还要与蒋介石6个主力师的中央军决一死战,其取胜希望微乎其微。

  接着,红四方面军又发起了天(全)芦(山)战役,仍旧是“战若雷霆,奔若怒马”。但是,敏锐的隐隐滋生了一丝不安。问题就出在摧枯拉朽的“胜仗”上。南下以来,红四方面军节节胜利,但是打的都是击溃战。以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为例,红军击溃刘文辉、杨森部6个旅,只毙俘敌人3000余人,相当于每旅被歼一个营,均未伤筋动骨。

  天芦战役中,铆足了劲想打歼灭仗,反复强调集中兵力紧盯敌军主力,他把目标锁定在刘湘的两个王牌师,特别是郭勋祺的“模范师”上。

  捕捉“模范师”的任务落在善于攻坚的第四军身上。他们在天全作战的第一阶段,打得有声有色,先是派突击队迂回敌阵与正面部队夹击攻克城外据点,接着王近山巧扮川军智取天全城。但是,在第四军击破“模范师”一个旅之后,未能乘胜追击,而是用一天两夜巩固阵地,等到再发起追击时,郭勋祺率部早已撤至安全地带。

  (甲)郭师全退,你们见敌不追,失此千载一时之机,真军事上之盲子,革命之罪人,一误再误,酌先予你们各严重警告一次。四台台长拒不收报,大误军机,先予警告,如敢再犯即以军纪制裁。

  素以儒雅著称,对部下呵护备至,即使有批评,也很讲究方式方法。他有句口头禅叫“响鼓不用重锤,闷鼓敲破牛皮也没用”。但是,这封电报一口气点了红四方面军参谋长倪志亮、第四军军长、第四军政治委员王建安和第三十军军长程世才4位爱将的名字,指责中的痛彻之意、愤恨之情溢于言表,这在红四方面军历史上并不多见。

  的愤怒是有道理的。“模范师”不仅是刘湘的王牌主力,而且是川军的精神支柱,如果能全歼这支部队,可令川军震怖,使其防线出现巨大豁口,即使在追击中打残这支部队,迫使其退出战斗序列,对于红四方面军百丈大战也有极大帮忙。后来正是因为郭部在天全战斗中全身而退,后又死守黑竹关,顶在最前面,使得百丈大战迟迟打不开局面。

  红军攻占名(山)邛(崃)通道,标志着川军将红军阻击于天(全)芦(山)以西崇山峻岭之间的企图破产,刘湘发表紧急通电,惊呼“南路紧急,匪军大股有直趋成都之势”,急调主力唐式遵第二十一军、潘文华第二十三军、王瓒绪第四十四军前往名山,统归“南岸剿匪总指挥”潘文华指挥。

  潘文华(1886—1950),号仲三,四川仁寿人,早年因穿房越脊、擒拿格斗名列川军前茅,人赠外号“潘鹞子”。潘文华匆匆将指挥部搬到百丈关附近的大塘铺。

  “真人面前不说假话。”潘文华如实相告,“名邛一带现仅有郭勋祺的模范师和杨国祯的教导师,这两部都遭受红军重创,王瓒绪、唐式遵、范绍曾等部还在途中,如果你一走,这里防线可能一击即溃。”

  李家钰有些犹豫。他是从邓锡侯部分离出来的一支部队,是川军中最小的军阀,如果留在名山就意味着拿全部家当与红军血拼。

  李家钰师临时加入名山防线,与杨国祯的教导师、郭勋祺的模范师相为依托,形成鼎足之势。从11月19日开始,川军增援部队全部赶至黑竹关及其毗邻一线个团,从东、北、南三个方向发起总攻,战场形势逆转,红军由出击转为堵击。

  总攻在拂晓打响。川军依仗着强大的火力,在飞机的空中支援下,以团为单位发起轮番攻击。从黑竹关到百丈关20余里的弧形战线上,刀光血影,战火弥漫。

  百丈一带,地势开阔,视野清晰,便于大兵团展开。川军发挥人数上的优势,整团整营成建制地投入进攻。蒋介石下令空军参战,数十架战机轮番轰炸或扫射红军的前沿阵地。炮火连天,弹片迸飞,硝烟蔽日,敌我双方的战士扭打在每一个山头、每一道深沟、每一片树林、每一座村落。

  红四方面军与川军激战七日,尤其是19、20、21日连续三昼夜的血战,双方都伤亡惨重。红军死亡近万人,川军伤亡达1.5万人。

  对于拥有20万兵力的川军来说,1.5万人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对于总人数只有8万的红军而言,近万的伤亡代价可谓触目惊心,尤其这些指战员都来自方面军最有战斗力的三个主力师——第八十、第二十五、第七十三师。

  11月下旬,参加百丈大战的红军部队陆续转移阵地。第三十、第九军撤出百丈地区,向西后退一线,转移到北起九顶山,南经天品山、王家口至名山西北附近之莲花山一线;第四军转移到青衣江以北;在西面大炮山的第三十三军则继续巩固阵地,与李抱冰部相持。

  在遭受敌重兵压迫和堡垒封锁的情况下,红四方面军继续南下或东出都已不可能。这意味着红军南下作战遭受失败。这一仗成为红四方面军由盛而衰的历史拐点。

  1988年10月,在《历史的回顾》中从战役指挥者的角度,总结了自己的三大失误:第一,对川敌死保川西平原的决心和作战能力,估计不足,口张得太大;第二,与此相联系,我军高度集中兵力不够;第三,战役的选择失当。“凡此种种,都与我们在战役指导思想上的急躁和轻敌有关。”

  百丈取胜后,刘湘并没有挥军穷追,而是力排众议,采取了缓攻的战略。缓攻的实质,是在保持军事压力的前提下,将红军交给反常的寒冬、永久的饥饿和出没无常的袭击。

  很快,红军指战员就感觉到没有硝烟的战争是何等残酷。在三个月的相持期,红四方面军由7万人减至4万,战斗和非战斗减员达3万余人,相当于三个百丈大战的损失。红四方面军由8万锐减至4万。

  张国焘怎么也没有想到,仅仅用了三个月,战争就验证了的预言,他的寒冬到了。

  川康边境,红军遭遇百年未有的严寒。比风雪更令张国焘寒彻入骨的是党内军内骤然陡增的怀疑和反对。

  首先,是与陕北红一方面军大战连捷的鲜明对比。红一方面军9月单独北上后,一路斩关夺隘,11月初进入陕北苏区,与徐海东、刘志丹领导的红十五军团会合,在直罗镇歼敌一个师,然后挥师东征入晋,消灭阎锡山部队5000余人,扩充新兵8000余人,总兵力由分手时不到1万人猛增一倍。

  兴冲冲地来找张国焘:“中央红军在直罗镇打了大胜仗,咱们出个捷报,发给部队,鼓舞鼓舞士气吧!”

  张国焘冷冷地看着,撇撇嘴:“消灭敌人一个师有什么了不起,用不着宣传。”

  张国焘最重要的助手——陈昌浩开始怀疑南下路线的正确性。他不同意向战士们封锁消息,下令在红四方面军的《红星》报上公布直罗镇大捷的消息。

  “张总政委不是说,北上不拖死也会冻死,至多剩下几个中央委员到陕北吗,怎么他们全军都到了陕北?”

  不满的情绪令军事将领胆子也壮了,军中出现了红四军军长咆哮总部事件。

  在南下作战中,红四军损失惨重。据朱德回忆,“因为张国焘那不正确的办法,扯上扯下损失了部队有三分之一以上,譬如四军、三十军一两万人,损失到剩下四五千人。有些是打仗死的,有些是困难中逃跑了”。

  张国焘非常敏感:“世友同志是不是有情绪呀?胜负乃兵家常事,不要太在意一时一地的得失。”

  被呛得火起,声音陡提八度:“成天呆在这个死地方,走又不走,打又不打,想干嘛?你们是怎么指挥的!”

  军事上的不满还引发了对另立中央的怀疑。团队的政工干部问第八十八师政委郑维山:“基层连队战士提问这样做是否符合党章,怎么回答?”

  郑维山避开话题,然后他请教军政委:“张国焘成立个中央,怎么比我们成立支部还简单?”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他又找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我们现在有党中央,为什么还要另立中央呢?一国不能有二主嘛!”陈昌浩无言以对。

  这正是张国焘担心的事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击破,如果将帅离心、官兵逆反,那离瓦解就不远了。

  1936年1月1日,给朱德发来一封电报,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国际除派林育英同志来外,又有阎红彦同志续来。据云,中国党在国际有很高地位,被称为除苏联外之第一党,中国党已完成了布尔什维克化,全苏联全世界都称赞我们的长征。”

  共产国际来人了?巨大的惊疑涌上张国焘的心头。这是他最畏惧也是最没有把握的事情。

  为什么手握雄兵、强横无忌的张国焘如此畏惧共产国际?一直冷眼旁观的有段精彩的分析:

  张国焘虽然挂起了分裂党的伪中央招牌,但一直不敢对外公开宣布,据我观察,他是做贼心虚,骑虎难下。

  张国焘的“中央”,完全是自封的,并不合法。既未按党规党法,经民主选举产生,又未向共产国际报告,得到批准。那时,中国是隶属共产国际的支部之一,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必须经过共产国际认可,方能生效。张国焘是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当然更明白这一点。他深怕公开打出另立“中央”的旗号后,一旦被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否决,局面将不堪收拾。

  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着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关系。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再者,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转达。

  张国焘接到电报后,第一反应是全面“揭露”和“攻击”和中共中央的所谓“机会主义”错误。他列举了六大“罪状”:

  (甲)将五次“围剿”估计为决定胜负的战争,在受一挫折的条件下,必然成为失败主义的严重右倾。

  (丙)在过去福建和北方事变中,和全国抗日反蒋运动中,都因错误策略放弃无产阶级领导的争取。

  (丁)机械的了解巩固根据地,因此不能学习四次“围剿”在鄂豫皖红军在强大敌力压迫下退出苏区的教训。

  (戊)忽视川陕苏区和整个川、陕、甘的革命局势,因此对川陕赤区的没有帮助和指导,影响到苏、红在西北的发展,过低估计少数民族的革命作用,对革命在西北首先胜利的可能表示怀疑。

  (己)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放弃向南发展,惧怕反攻敌人。后来又将党北进攻的路线曲解成为向北逃跑,最后走到分裂党和红军。

  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共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是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的。

  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与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国际解决。

  这封电报最引人注目的有两点:第一,通篇电报都是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用的是明确甚至是命令语气;第二,电报明确把陕北称为中央,把一方面军称为中央红军,把张国焘及他的第二中央称为“兄处”。这表明,在共产国际眼里,至少在共产国际特使林育英眼里,陕北是正统,张国焘是不被承认的“冒牌”。

  为了让张国焘好下台,张闻天代表陕北方面表示张国焘等可以在取消第二中央的前提下成立西南局,暂时与中央保持横的关系。

  张国焘意识到自己输了,但是不甘心输得连块遮羞布都不剩,他还力求与打成平手,于是在“急谋党内统一”的旗号下,提出两个方案:一是由共产国际、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和争执双方一起商量,重组新的政治局;二是争执双方均直属代表团,陕北称西北局,川康称西南局。

  在林育英公开表态支持陕北方面后,陈昌浩也转变了态度,表示服从共产国际的决定。等高级将领群起做工作,主张先取消这边的“中央”,其他分歧问题,待日后坐下来可以慢慢解决。

  1936年2月,红四方面军制定《康(定)、道(孚)、炉(霍)战役计划》,决定筹措粮草,伺机北上。至此,张国焘南下计划完全破产,张国焘成了孤家寡人。他自己后来承认:“我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开始居于劣势。”

  取消“中央的名义”后,张国焘作出这样解释:“我们反对错误路线成立临时中央是对的,现在既然陕北同志们已回归到国际路线下,我们就应当一致起来,向敌人奋斗。过去我们反对逃跑路线,是站在原则上的,现在为着党的一致,甚至采取让步,撤销临时中央这也是为着原则。”

  红四方面军将士提出疑问:“成立第二中央,张总政委正确;撤销第二中央,张总政委也正确。那究竟是谁错了呢?”

  处于下风的张国焘,手里还握着一张王牌,就是他有与红二、红六军团进行联络的唯一密码,可以借用中央、的名义,影响并指挥这支主力红军。

  这正是最为顾忌的地方,因而一再要求张国焘上交密码。1936年1月21日,、周恩来电告张国焘:“请将二、六军团密码速告知,以便直接通报。”

  张国焘拖了20天,然后洋洋得意地回答:“我们对二、六军团之各种情况甚为明了,完全可以帮助他,勿念。”

  后来,周恩来搬出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两人联名致电张国焘:“请将其通电密码告我,以便联络通电,免误时间。”

  《老子·德经》云:大音稀声,大象无形;大直若屈,大巧若拙。朱德就是这样的人。他生性温和,但意志如钢;他精华内敛,谦逊之中含有过人的韬略和一招制胜的伟力。

  张国焘只知道两军会合可以增加他的军事力量,但没有考虑到两军会合也可能削弱他的政治力量。张国焘仗着自己兵强马壮、权高势大,摆出了一副主人的架势,等着贺龙、任弼时、关向应三巨头上门拜谒。

  6月3日,红六军团军团部和第十六师率先在理化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二师会合。22日,朱德闻讯日夜兼程赶到玉隆,他与军团领导人交谈不到数句,就觉得出了问题,立即有针对性地说明情况。

  当六军团六月二日在理化南之甲洼,与远道前来迎接我们的部队见面时,有的老战友对我说:张国焘与中央决裂了,责任在中央。我盲目地相信了。我本来对中央根据地的损失和一方面军在长征中的严重消耗与削弱有些不满,加上片面地听信了歪曲事实的说法,就把遵义会议前后中央的领导搞混淆了,曾在一些同志面前对中央表示过不满情绪,这是错误的。但当我见到朱总司令时,他诚恳地向我说明了事件发生的经过后,就改变了态度。这是我政治生活中一个最深刻的教训,书此永志不忘。

  接着,朱德又与红六军团政委王震谈了一个晚上,王震表示要坚决同张国焘作斗争。

  6月30日,红二军团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的率领下到达甘孜附近的绒坝岔,朱德、又亲自前往迎接。

  贺龙握着朱德的手说:“总司令,我们二、六军团天天想、夜夜盼,就盼着和中央会合呢!”

  朱德介绍了红一、红四方面军由会师到分手的情况。他说:“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电台作了调整,与你们联系的电台调到了红军总部,由张国焘接管了。换句话说,你们一年来都在跟张国焘打交道。”

  朱德、与任弼时、贺龙、关向应彻夜长谈,就如何将部队分开行动,防止被张国焘控制进行研究。朱德给贺龙出主意,要他向张国焘要求支援,最好能把原一方面军的红九军团(现改编为三十二军)要过来。提醒贺龙等人注意斗争策略:“对张国焘这个家伙不能冒火,冒火可能导致分裂。”

  朱德、及时说明情况,使红二、红六军团从一开始就分清了是非界线,如同打了一剂“预防针”。同时,也引发了任弼时、贺龙等人对张国焘的戒备和思考。

  “一别十年,云清,可想死我了。”他按照中国传统习惯,亲热地叫着贺龙的表字,脸上带着满面笑容。

  “十年前在南昌时,你只是个‘中央代表’,现在可不得了,听说成立了一个什么临时中央,你还当了‘总书记’?”贺龙半开玩笑地刺了一句。

  当天晚上,张国焘在与任弼时的谈话中提出:调换红二、红六军团首长,特别是调换政治领导。他要任弼时离开,由他给两个军团委派新政委。

  张国焘见话不投机,转而与任弼时商量第二天开会师大会的事情。任弼时还向他索回了与党中央联系的电台密码。

  7月2日,红二、红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召开会师大会。主席台上,张国焘起身准备讲话,贺龙在他耳边说了一句悄悄话:“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

  贺龙“军阀”出身,向来就是胆大包天的人物。张国焘有点怵贺龙耍“军阀”,起身宣布由朱总司令讲话。

  贺龙看到张国焘不敢公开讲话,心中暗笑。他后来透露说:“其实,我哪里会打他的黑枪,吓唬吓唬他嘛,是他心里有鬼嘛!”

  、党中央早就领教过了张国焘拉拢、分化、瓦解的功夫,为防止出现不利局面,果断地于7月5日下令:以二军团、六军团和三十二军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兼二军团军团长,任弼时为政委兼二军团政委,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为副政委;陈伯钧为六军团军团长,王震为政委;罗炳辉、袁任远分别任三十二军军长、政委。红二方面军的成立,使得贺、任、关三巨头与张、徐、陈三巨头取得平等的军事地位。

  7月上旬,贺、任、关回访张国焘。贺龙亲自安排住房和警卫。1961年在谈到这段历史时,他说:

  到了甘孜,他人多,我们人少,我们又不听他的,得防备他脸色一变下狠手。我有我的办法,我让弼时、向应和朱老总、伯承、张国焘都住在一幢两层的藏民楼里。那时,在甘孜组织了一个汉藏政府,叫“巴博依得瓦”。我们大家就住在主席府。整个住所的警卫是我亲自安排的。警卫人员每人两支驳壳枪,子弹充足得很呢!你张国焘人多有个大圈子,我贺龙人少,搞上小圈子,他就是真有歹心也不敢下手。张国焘搞分裂,我们搞团结,可是对搞分裂的人不得不防嘛!

  张国焘在两军领导人会面后,先是派周纯全来传话,提出:两个方面军首先应该一致。

  任弼时回答:“唯有在十二月决议(即瓦窑堡会议决议)的基础上才能达到一致。”

  关向应尖锐地说:“开会自然要作个报告吧?由谁来作报告?大家能够达成一致吗?”

  “这话有理。”贺龙一旁帮腔道,“国焘作报告,我不同意;弼时作报告,你大概也不同意,怎么开?”

  张国焘退让一步:“那就开两军联席会议,我和弼时都作报告,这下总行了吧?”

  任弼时也不含糊,回答说:“联合起来开会,我们不反对,但是丑话说在前头,不能以多数压少数,把你的观点强加给二方面军。”

  贺、任、关“铁三角”分工很明确,关向应冷面相向,立足于守,重点是稳定内部,不准张国焘插入一兵一卒;贺龙立足于攻,笑吟吟地缠着张国焘要兵、要枪、要弹药;任弼时以相对超然的态度,出面调停两个方面军的关系,重点是争取张国焘北上。

  张国焘方法用尽,根本撼不动贺、任、关这个“铁三角”。相反,由于红二方面军的到来,原来晾在一边的朱德、说话的分量越来越重,红四方面军内部又有、等大多数将领主张从速北上。在重重的压力下,张国焘下令等候已久的部队启程向北,开始了第三次穿越草地的艰苦行军。

  北上途中,张国焘有个乐观的估计,认为至少可以与陕北中央扳成平手。他在红四方面军干部大会上说:“我们双方都同时取消中央的名义,中央的职权由驻国际的代表团暂行行使。如大家所知一样,国际的代表团中,负总责的有陈绍禹同志,还有别的同志,代表代表团而回国的则有林育英同志等。在陕北方面,现在有八个中央委员七个候补委员,我们这边有七个中央委员三个候补委员,国际代表团大约有二十多个同志,这样陕北方面设中央的北方局,指挥陕北方面的党和红军中工作。此外当然还有白区的上海局、东北局,我们则成立西北局,统统受国际代表团的指挥。”

  7月下旬,红二、红四方面军先后走出草地。7月27日,两个方面军高级干部在阿木柯河(今牙磨河)畔召开会议,成立了西北局,委员有朱德、张国焘、、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萧克、王震、、陈昌浩、周纯全、傅钟、何长工、黄火青等20余人,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西北局只设组织部,由傅钟任部长,后来又设立秘书处,由刘少文任秘书长。

  西北局的组成,并不符合张国焘的设想,这显然不是那种直属共产国际代表团、与陕北中央平行的组织,而是归属中央统一领导的下级组织。由于两个方面军多数高级干部都赞成设立,张国焘不好公开反对,只好怀着抑郁的心情接受了。

  7月末和8月初,在包座河西岸的求吉寺(救济寺),西北局召开成立后的第一次会议,讨论两军行动方针。

  会上,张国焘将原来商定的北进岷(州)、洮(州)、西(固)搁置一旁,另辟蹊径,提出从齐哈玛过黄河,由西面北出青海到新疆的计划。此举旨延缓与陕北中央的会合,开创一个独立支配的局面。如果能抢先西进青海、新疆,打通与苏俄的通道,一方面可以得到苏联的军事援助、壮大实力,另一方面可以与苏共和共产国际取得直接联系,改变党内格局中被动地位。

  会议以压倒多数的意见,通过《岷(州)洮(州)西(固)战役计划》,要点是先机夺取岷、洮、西地区,主力向兰州、天水方向进展,以会合一方面军为主要目的。

  为了打消张国焘对北上的抵触情结,红二、红四方面军高级干部做了许多工作。傅钟回忆:

  张国焘主张向西、反对向北的症结在于:害怕同党中央会合。许多同志劝他解除这个顾虑。在任弼时同志就要返回二方面军的前夕举行的西北局会议上,朱德同志、任弼时同志非常诚恳地劝张国焘不要怕同党中央见面,错了认错,作自我批评,回到马列主义路线上,不再搞派别活动就不会抹杀自己的功绩和光荣。

  随着北上脚步加快,张国焘抵触情绪与日俱增。9月16、17、18日,在连续三天的西北局会议上,他态度消极,表现沉闷、抑郁。主张红军改北上为西渡黄河。这次会议有张国焘、朱德、陈昌浩、傅钟、曾传六、李卓然、何畏、萧克、刘少文等,会议最终酿成了一场大摊牌,史称甘南风波。

  到了第三天上午续会时,张国焘见说服不了大家,蛮横地说:“在党委会中书记应该有最后决定权。”

  朱德义正词严地说:“书记要服从委员会的决议,否则书记便要取消资格,这是我党基本的组织原则。”

  张国焘气急败坏,突然站起身来:“你们不听我的,总政委不干了。我辞职算了!”说完,他带着警卫员和骑兵排住到岷江对岸供给部去了。

  与会者愣住了,面面相觑。朱德忍无可忍,也拍着桌子站起身来,坚定地说:“他不干,我干!”他吩咐作战参谋挂起地图,与大家一起商量北上的具体路线。

  果然,黄昏时分,张国焘就软下来了,派人过江通知继续开会。朱德、陈昌浩与西北局成员给张国焘台阶下坡,到他住处开会。又是一阵唇枪舌剑,张国焘见拧不过大家,被迫表态:“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是少数服从多数,既然你们大家都赞成北上,那我就放弃我的意见嘛!”

  散会后已是深夜,张国焘思来想去,对会师后的处境顾虑重重,再次变卦,开始调动军队,实施他的西进方案。陈昌浩、朱德、听说后在一起商量,认为无论如何要实现会合,北上的决定不能因为个别人的反对而胎死腹中。

  “张国焘的决定是违反组织原则的错误行为,只要是错误的,我就能推翻他的决定。”陈昌浩是个敢作敢为的人,当即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的名义下达命令,严令左翼部队停止西进、准备待命,右翼部队停止西撤。

  陈昌浩经过三次草地波折,特别是另立“中央”前后的政治风浪,认识到自己走错了路,决心改正错误。岷州会议上,他坚决站在朱德一边,特别是在调动红四方面军兵力部署的问题上与张国焘针锋相对,发生了两人共事以来最尖锐的争论。这个打击是张国焘意料不到的,也是最为痛苦的。

  凌晨3点多钟,张国焘主动上门,找陈昌浩做工作。他谈了三点意见:1.陈昌浩无权改变他的计划;2.陈昌浩发出的命令是错误的,今天的革命形势应该保存四方面军;3.会合后一切都完了,他们会要让我们交出兵权,开除我们的党籍、军法从事。

  说着说着张国焘眼圈红了,接着,悲从心来,痛哭失声,豆粒大的泪珠不住地往下落。

  陈昌浩针对张国焘的观点,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谁有权决定,要看是否符合中央要求,而你的决定是错误的。现在的形势是必须去会合,会合后就有办法了,继续分裂对中国革命不利。”

  听到陈昌浩把话说得斩钉截铁,张国焘更是泪如雨下。陈昌浩说:“我们是党员,错误要向中央承认,听候中央处理,哭是没有用的。”

  “把周纯全、李特、等同志找来。”张国焘气咻咻地一屁股坐在椅子上,进门就是这句话。

  张国焘见人到齐了,红着眼圈又来了一句:“我这个主席干不了啦,让昌浩干吧!”

  张国焘把事情的起因说了一遍,说到后来又激动地掉下眼泪:“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昌浩搞的。”他成功地把岷州会议北上与西进之争解释成了陈昌浩企图取而代之的个人矛盾。

  听了,感觉不是滋味。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追述了当时的感觉:“我觉得陈昌浩这个时候和‘张主席’闹得这么僵,似乎有点想取而代之的味道,也不合适。”他一向不愿意介入个人恩怨,于是说:“关于军事方针问题,可以继续商量。”

  张国焘一见事情有转机,来了劲头,指着地图,边讲边比划:“四方面军北上静、会地区,面临西兰大道,与敌决战不利;陕甘北地瘠民穷,不便大部队解决吃粮问题,如果转移到河西兰州以北地区,情形会好得多……”

  从军事角度上讲,张国焘讲得也有一定的道理。于是,大家当场制定了从永靖、循化的渡河计划。

  前敌指挥部领导人的上述计划均是出于军事战术上的考虑,他们没有想到张国焘隐瞒了岷州会议的决策过程,没有想到张国焘的军事借口背后隐藏着不愿北上的心曲。

  张国焘说服前敌指挥部后,遂于9月21日电告朱德、陈昌浩,宣布岷州决策有变,请他们立即赶赴漳县开会,同时下令调动部队,准备从永、循地区西渡黄河。

  陈昌浩比朱德早一步赶到漳县前敌指挥部,见前方意见一致,便说:“既然你们这样,我就辞职,不当四方面军政治委员了!”

  等人又转过头来劝陈昌浩。后来回忆说:“我们那时的态度是劝和。一劝服从张主席,二劝陈昌浩不要辞职。”

  23日,西北局在漳县附近三岔四方面军前敌指挥部召开会议。由于有了前敌指挥部的支持,张国焘情绪很好,不再提辞职的事,而是面带笑容,侃侃而谈:“上次讨论不充分,有的委员没有参加,这次详细讨论也不算错,定出好的计划,减少部队损失,是件好事。”

  接着,张国焘扳着指头,阐述西进方案的优越之处:“西进的地区人口稠密,部队供应问题容易解决,过黄河的困难也不大,青海、甘北的马步芳、马鸿逵总比胡宗南好对付,从那里也可以和一方面军会师。再说,北上静会作战也要充分估计我们的能力。部队刚刚走出草地不久,到甘南又连续作战,没有休整,相当疲劳,人员、弹药都不足。单说五军,炸弹十个有五个打不响。胡宗南呢?近年几乎没有多少战斗消耗,人员装备齐整,且供应充足,两相对比,我们不得不作万一之想,上回我说北上是断送红军,不是唬人的。”

  会场上硝烟再起。前方指挥员谈得比较多,都倾向西进方案。这些指挥员同意张国焘的意见也有一定的道理,部队三过草地,在开全、芦山、宝兴地区,特别是百丈遭受巨大损失,元气大伤,与强敌作战确实有困难。

  陈昌浩比朱德等人先一天到达漳县,由于被一些人误认为夺帅,情绪很不好,对战役方案谈得不多。

  朱德见此情形,无可奈何地说:“我建议向中央汇报,如中央不同意,就坚决执行以前的方案。”

  9月24日,中央接到朱德的电报,一眼就看出了问题的实质,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说:“张国焘又动摇了北上方针,我们正设法挽救中。”

  从25日开始,在三天时间内,中央与四方面军又打起了“电报仗”。仅26日一天,双方来往电报达9封之多。其中张国焘有两封电报引人注目。

  一封是26日12时致中央电:“我们提议,请洛甫同志即用中央名义指导我们,西北局应如何组织和工作,军事应如何领导,军委主席团应如何组织和工作,均请决定指示,我们当遵照执行。”这是张国焘第一次明确表示接受中央的指导。

  另一封是26日22时致中革军委电:“四方面军已照西渡计划行动,通渭已无我军,如无党中央明令停止,决照原计实施。”这表明,张国焘仍想行先斩后奏之策,欲造成既成事实,其用意仍在力避北上。

  这两封电报给了中央快刀斩乱麻的机会。27日,、周恩来、彭德怀代表中革军委明令停止西渡。电文用鲜明的语言写道:“四方面军应即北上与一方面军会合,尔后向宁夏、甘西,二方面军应暂在外翼箝制敌人,以利我主力之行动。”

  这时已到了9月下旬,上面突然来了一道命令,要我们向西撤。命令一传达,部队情绪大变,纷纷提出疑问,为什么向西走,又进草地?到青海那里去?心里很不舒服,思想不通也得服从命令,带着十师、十一师撤出渭源城往回走,而那支地方武装却不愿意跟我们走,甚至有人杀害了我们派进去的干部。

  与此同时,随先头部队行动的从前面回到洮州总部,说:“据老乡们介绍,黄河对岸已经进入大雪封山季节,气候寒冷,道路难行,西渡黄河的计划难以实行。”

  在天时、地利、军心均不利于西渡的情况下,张国焘固执地坚持道:“前面不通,还可以绕道西进嘛!”

  张国焘不听,下令在洮州召开西北局会议。他想再通过争取多数的办法,推翻中央的命令。

  会议在洮州城一个天主教堂举行。张国焘作长篇发言,其中心意思是:西渡计划不能改,我们打到迪化(今乌鲁木齐),打通国际路线,得到装备后再打回来,与一方面军会合也不迟;现在洮州大雪封山不能过黄河,可不可以考虑从南边绕道?

  他的发言遭到了红四方面军干部的断然反对。陈昌浩首先发言:“从地图上看,南行又要走一片草地,部队走怕了。再走草地开小差的会增多,部队怎么带?”

  傅钟、萧克、李卓然、余洪远、王维舟等人发言一致强调,中央既然已有明确命令,不能再犹豫了。

  张国焘在会上空前孤立,没有一个人支持他的方案。洮州会议决定立即执行中央命令,迅速北上。

  消息传开,红四方面军指战员欢喜雀跃,陈昌浩等一批背着南下思想包袱的高级干部卸下了一块心病,感到由衷地高兴。几十年后,还能回忆起陈昌浩当时的兴奋劲:

  结果部队向西的洮河方面走了一天,过不去,又转回来。陈昌浩再见到我们可得意啦,一进门就说:先念呀,杀个鸡吃吧!又拍着我的肩膀说:没问题了,我们统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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